第17章(2/2)

贺守山在床上醒来，床上只有他一个人，陈墨生不见了。

院子里，杨大伯和杨大婶两口子也已经起床，正在吃早饭。杨大婶一边喝汤，一边问：“那个陕西的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杨大伯摇摇头，低声说：“闹不好是脑子的问题。”

杨大婶又私私窃窃地问他：“你昨晚在他门口，真听见他在哭啊？”

杨大伯吃的豆腐脑，说：“是啊，一边哭一边说话，就是听不清说的什么。”

“昨晚在铺子里吃饭的时候就这样，一个人点那么多菜，坐在那也是又说又笑自言自语，问我要两只酒杯，还把酒往地上倒。”

杨大婶：“昨晚回来后，我也在窗外听见他自言自语，弄不好真是脑子有问题，唉……”

吃完饭，她把桌上收拾了一下，就出门了，去火车站方向揽客。关门时，门轴转动拖出长长的唱腔。

贺守山坐在床上，看着狼藉的桌面，两只空酒杯放在上面，被阳光照得反射出刺眼的光。

这是1984年的阳光。

这一年，柏林墙尚未坍塌，非洲大饥荒持续恶化，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，苏联十月大阅兵，成了解体前最后的辉煌。

这一年，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卫星，五星红旗首次插上南极，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斩获首枚奥运金牌，张明敏演唱的《我的中国心》传遍全国。

1984年的地球上发生了好多事，中国处于腾飞的预备阶段，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激昂气象。

而对于这一切，对于这个近乎崭新的世界发生的一切，陈墨生再也没有机会知晓。

全聚德的包厢。

贺守山：“陈墨生现在在干什么呢？”

李俊英怔住地看着贺守山，凄然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墨生已经死了，死在纽约。”

陈墨生在纽约的十几年，长期笔耕不辍，始终致力于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学，最后因长期伏案写作积劳成疾，三年前在寓所溘然长逝。

他死后，友人整理他的遗物，发现了一份手稿，不忍其被埋没，联系出版社出版了，书名叫《庙儿沟》。

李俊英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把当年知青中还在北京的都叫出来聚了聚，算是陈墨生的追思会。

如今大家都有了自己的家庭事业，散落在社会各阶层，共同话题其实不多，但只要提起插队时光，就有说不完的话。在大学当教授的不文气了，坐机关的也不端着了，或坐或卧，就像又回到了庙儿沟那口窑洞。

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，总会在某个时候翻江倒海，冲破理智的长堤，在岁月里泛滥成灾。

他们说到陈墨生，谈到他的英年早逝，谈到他遗作中那个秘而不宣的爱人。

他们从回忆去找那人的线索，竟都不知道那是谁，记忆中陈墨生从没有和哪个女知青或者村子里的姑娘走得近。

于是他们认为，那只是陈墨生在那段贫苦岁月中的浪漫幻想，是他作为作家的虚构本领，是他重病弥留之际进入了虚实难辨的含混珍域。

大家都为陈墨生的死感到难过，说他还那么年轻，不到四十岁就死了。

当时李俊英喝着酒，觉得这事儿真奇怪。

不到四十如果死了，别人会说你还那么年轻。可如果还活着，别人会说你已经不年轻了。

早就不年轻了，他们这代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，大半生全消耗在无谓的动荡和困顿中。如今人到中年，谈起过去只剩无尽的感慨。

只有那片黄土高坡万年不变，看什么都淡然。不知道它还记不记得十多年前，曾有一群青年闹哄哄地来过，在它那里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岁月。

贺守山也读了《庙儿沟》，他认识的字不多，明霞在旁边就问明霞，明霞不在家自己查字典，居然也读完了。他知道陈墨生写的那个人是自己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出版社用的是“她”。

人无法幻想出认知以外的事物，他幻想中和陈墨生的交谈，素材都来自这本书。

书中有一个词让贺守山觉得很陌生，他问明霞：“地铁是个啥？”

明霞：“地铁就是地下铁路嘛，就是，就是火车在地底下跑嘛。”

1984年9月，北京开放了地铁2号线，全长23公里。

其实北京在1965年就有了地铁，不过那时地铁还是战备工程，不是公共交通。

直到2号线开放，北京人也没用把地铁当公共交通。大家出行都骑自行车，街上私家车极少，公交从不堵车，票价昂贵的地铁并不是人们的出行选择，更像是景点供人体验。

贺守山买了票，也坐了一回地铁，他真的想不明白火车为什么能在地底下跑。直到他坐在座位上，听着地铁运行的咣当声响。想着陈墨生，也曾这样在地球另一端的地下穿行。

地铁飞驰带出呼啸的风，像一声隐于黑暗的绵长叹息，贺守山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。

陈墨生，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啊……

贺守山这趟来北京确实是办护照，他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北京申请护照，每次都被拒绝。这时候出国的人只有两个原因，留学和公干，资料复杂，手续繁琐。

他想去美国，其实几乎算是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臆想。